外国题材的作品要达到这种文学的本真，决不是在餐馆里刷几天盘子或者钻个空子傍着达官显宦合影留念就能解决问题的。
19世纪来华的一个法国传教士曾说：“来中国后最大的困难是不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如此看来，克罗代尔、谢阁兰、圣一琼·佩斯、米肖、马尔罗等许多法国作家都应归入懦夫懒汉之列，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去克服这个“最大的困难”，而且还投机取巧，靠中国起家，把中国当作灵感的源泉，当作他们描写、叙述、评说的神秘对象，以至中国莫名其妙地成为法国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大主题。
按理说，在今天这个纷纷联网的时代，中国不该是一个神秘了，但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几年前，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热热闹闹地推出了一本名为《雕塑女性的人》的中国题材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传教士在清代到中国的偏远山村传教的离奇故事，充满凶杀和性爱，读来很能让人体验一下神秘兮兮的感觉。其实，更值得注意的也许不是这本书，而是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名叫丽莎·布雷丝奈尔（LisaBresner），当年21岁，是大学四年级学习汉语的女学生，发表这本小说之前仅来北京旅游过一星期。伽利马是法国最大、最权威的出版社，一个黄毛丫头要在这儿出书谈何容易，显然她沾了中国题材的光。不过，事实证明出版社是有眼力的，她的书销路不错，喜得她连写了几本“中国小说”，听说最近甚至还翻译了《列子》。看来她已决心学前人的样子，把中国当铁饭碗捧一辈子了。
去年底，我又收到伽利马寄来的一本名为《上海百看》的小说，初时没经意，后来见到扉页上的题词签名，才意外地发现此书是以前和我共事多年的纳迪恩·拉波尔特（NadineLaporte）写的。她怎么也变成作家了！小说以相当“破碎”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叫作小王的青年画家的经历，他大致可以算作现在常说的边缘人，家住上海，上学、工作也在上海，但后来惹出了一点麻烦，于是就跑到大西北过起了流浪生活。整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改革、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甚至生与死等许多不同层面的哲理关系问题。不过，我看完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回去后写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最可能采用的当然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这种叙事模式，而且大部分人正是这样做的，几年前那些中国男人或女人在东京、在纽约、在曼哈顿的“惨不忍读”的故事也曾充斥了我们的图书市场。我在开始读拉波尔特的小说时，期待的其实也是“法国女人在上海”的故事，但她的书从头至尾没有出现一个外国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这可能不光是叙述学所说的语式和语态的选择，即热奈特简化为“谁在看”和“谁在说”的两个问题。文学作品表现外国当然可以见山见水，多种多样，但它首先必须找到自己作为文学存在的理由。个人在国外的生活无论多么失意或者多么得意，在没有升华前其本身还不是文学，毕竟文学写作不是裸露，文学阅读也不是窥淫。然而，外国题材的作品要达到这种文学的本真并非易事，它要求创作者不仅深入外国社会，而且也深入外国文化，同时还要对各种现象展开独立的、艰苦的思考，这决不是在餐馆里刷几天盘子憋一肚子窝囊气生出无限感慨或者钻个空子发一笔财傍着市长之类的达官显宦合影留念就能解决问题的。
拉波尔特曾在中国生活近七年，教授法国文学之余一直学习汉语，《上海百看》中引用了不少中国文化典故，如屈原、杜甫、王维的诗，这自然是作者从书本里学到的中国。在一个中国读者看来，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说到底，即便是误读，也有其误读的道理，细细品来，往往更有启发。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似乎挺能说明问题的小事。拉波尔特在中国时生了一个男孩儿，取中文名叫“海量”，不过既不是海水不可斗量的意思，也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意思，而是能喝的意思。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朋友都劝她改成“海亮”，但她坚持己见，执意要培养一个酒鬼，盖因中国男人在饭桌上的表现以及达到的境界实在太让她着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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